《吉水县丞厅记》碑拓片

碑中《吉水县丞厅记》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汪应辰任袁州通判时,为其舅子——吉水县丞喻仲远撰写的。碑文的篆体书法出自汪应辰哥哥汪涓之手。原碑收藏在吉水县博物馆,为双面刻,青石质地,高93厘米、宽58厘米。碑文一面为篆书阴刻,一面为楷书阴刻,两碑额(标题)都为篆书阳刻,保存基本完整,字迹大多清晰。碑文主要是汪应辰的撰文,此外还有后人的加叙。《吉水县丞厅记》一文是汪应辰以吉水县丞厅的兴建和使用为载体,讴歌了喻仲远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高尚情操。
《吉水县丞厅记》正文落款“左承议郎添差通判袁州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汪应辰记,左迪功郎吉州左司理参军汪涓书”。汪涓,字养源,汪应辰的哥哥,绍兴时期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乾道五年(1169年),汪应辰任吏部尚书时,兄弟俩同朝为官,于乾道六年(1170年)去世。当时,也就是写这篇文章之际,兄弟二人都在江南西路为官,一个在袁州(今宜春),一个在吉州(今吉安),汪应辰的官职比汪涓更高。宋代官员在元丰改制后,头衔有二个,即官和职。官衔表明其资历等级,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科目出身的人加左字,无出身的加右字,这是表明身份不可缺少的。所以左承议郎是汪应辰的官衔,为从七品,袁州通判是他的实职。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简称,在知府(州)下掌管粮运、农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既是州郡官的副职,又起了汉代的监御史和督邮的双重监察作用,可以说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同样,左迪功郎是汪涓的官衔,为从九品,吉州左司理参军是他的实职,掌管刑、讼、审等事项。
厅记,又称厅壁记,是在官府署廨所题刻的一种记体文章,起源于唐代,在宋代得到发展,它主要以官府厅堂墙壁或石、木等为载体,通过记录官员题名和功过,以达到对后任官员规劝讽谏的作用。厅壁记在记录职官、地理沿革、官员履历等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目前对厅壁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宋代厅壁记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唐代,所反映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明正德十五年“皇帝玉音”碑

碑残高240厘米,宽97.5厘米,厚5厘米。碑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皇帝玉音”,即皇帝的言论。这段言论是弘治六年(1493年),孝宗皇帝在癸丑科的殿试中出的一道试策题。
殿试是由皇帝在殿廷上亲自策问考生,考试内容一般是有关民政、经济、惩弊等项时务,题目由皇帝拟(或钦)定。这道试策题的大意是:弘治皇帝认为,夏商周以后,论守业最好的皇帝是汉文帝。当时国家富裕,礼义兴盛,犯罪率低,刑法几乎搁置不用。朕曾经羡慕他,不知道文帝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样?考查原因,当时对农民采取了减免租税的政策,然而这样的政策在夏商周三代也实行过,更何况是汉代呢?租税减免了,宗庙的祭祀,百官的俸禄,四夷的征战,都不可能停止,将用什么来支付呢?自太祖始建大明,120多年以来,人口繁衍,疆域日益广阔,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恢复发展,国家应该富裕了,人民应该有教养了。然而在平民百姓中还会有饥寒交迫,无所依赖的叹息声。因水灾、旱灾、黄河决堤等祸患,还有很多人流离失业,这哪里还算得上富裕呢?特别担心自己不能做得像古人那样。想谋求治理国家的好办法,各位儒生将见识用于庶、富、教三者的先后主次,古人的成功效益,当今的紧要任务,尽心地陈述。朕将亲自阅览。
第二部分是“进士题名记”,刻于“皇帝玉音”的下方。因碑残缺严重,部分字迹模糊不清,此记是荣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刘健奉勅撰写。记述了会试中式的贡士,从殿试到进士唱名,再到恩荣宴、赏赉、太学题名记的过程。
第三部分是李宽的自叙,刻于碑阴。李宽不仅对他考中进士的过程进行了描述,而且将其刻碑的原因也作了说明。弘治六年(1493年)二月,李宽由乡试举人赴礼部会试,考中贡士。同年三月十五日早上,孝宗皇帝御驾殿廷,诏考生进入丹墀,亲赐策问。十八日,皇帝又御驾亲临传胪(唱名),赐进士三甲名次,李宽列二甲第四十名。在鼓乐声中,皇榜被张贴于东长安街门外。第二天,赐进士恩荣宴于礼部。第三天,由状元毛澄率进士到国子监立石题名。皇帝诏大学士刘健撰文镌刻在石上,进士的名次刻于下方。刘健的撰文就是“进士题名记”。最后李宽在自叙中说,他做官二十年,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正德四年(1509年),以年老多病为由告老还乡,现在已经六十五岁了。从做官到辞官,经历了弘治、正德两朝,始终保持了晚节。皇上的恩宠优厚,李宽怀有不尽的感激之情,恭敬地将他中进士的恩宠荣耀记录下来,镌刻于碑上,传给子孙,成为世代夸耀的珍宝。
来源:玉山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