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勅”碑残高190厘米，宽97厘米，厚4厘米。碑文只剩两部分，第一部分“皇帝勅”，刻于碑阳；第二部分李宽的自叙，刻于碑阴。
“皇帝勅”，即皇帝赐给李宽的三道勅书。第一道勅是弘治十七年（1504年）九月初六日颁发的，弘治十七年十一月甲辰，调云南按察司管理银场佥事的李宽去四川按察司，主要负责银场管理。
第二道勅颁发的时间为弘治十七年（1504年）十二月十九日。这道勅正是他到四川上任时，弘治皇帝命他督察管理各卫所而颁发的。卫所是明朝军队的基层单位，建立在屯田之上，卫所军士部分守城，部分屯种，基本保证自给自足，以减轻国家养兵的沉重负担。军士屯田交纳的租税叫做子粒，李宽的任务是督察军队按时耕种，如期交纳子粒。勘查决断军队和老百姓有争夺土地的诉讼，若管理屯田的官吏、旗军、豪强无赖之徒，敢有私占劳役，剥削下屯军士，侵占军屯田地，包揽军屯粮食，拖欠不交子粒的，要秉公追究，根据情节的轻重惩处。储备好粮食，遇到饥荒用以赈灾等。皇上告诫李宽，作为司法监察官员，必须保持廉洁，秉持公正，勤勉谨慎地率领部下，不许有丝毫怠慢疏忽。不能纵容手下作弊。如有违犯，定要追究过失，所以一定要尽心谨慎。第三道勅的内容和第二道大致相同，只是颁勅的时间为正德元年（1506年）六月二十九日。
李宽的自叙，因石碑断裂磨损，内容已不完整。但其行文结构和“皇帝玉音”碑的碑阴相同，说明了奉勅三道的过程、刻碑原因。弘治十七年（1504）七月，李宽以刑部广西员外郎升云南按察司佥事，奉勅书一道提督管理云南大理金齿等地，后调任四川按察司佥事，奉第二道勅书，提督四川成都各卫所。正德元年（1506年）秋，他奉第三道勅书，提督四川屯田。李宽作为宪臣，兼管屯田和盐法二事。正德二年（1507年），他在巡抚川北边地时，擒获多年在剑山的强盗团伙70余人，押送到镇巡衙门会审处决。正德三年（1508年），李宽表文赴京，为皇帝祝寿，吏部考查其功绩，升他为四川按察司副使。最后李宽在叙中表达了对弘治、正德皇帝的感恩之情，并将他奉勅三道的恩宠殊荣镌刻在碑上，传给子孙，成为珍宝。
勅是在行政事务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文书，行文时以“勅某某”起首，以“故勅”结尾，识以“广运之宝”。官员接受差遣时要亲自领勅，职事完毕，勅须缴进。所以，保存下来的实物很少，目前明代勅书仅为两道，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和旅顺博物馆。李宽的两道勅刻于碑上，其格式和内容都保持着勅的原貌，留存至今，亦实属罕见。
清同治元年“永绥堡”碑
玉山八磜关隘“永绥堡”位于分水关，地处险要隘口，古为信州和饶州之交界处，今为玉山、德兴两县市之界。此关为块石垒成，关口上镌刻“永绥堡”三字。关南原有一座建于清代的尊乐亭，雕梁画栋，工艺精致，富有民族特色，现已坍圮，仅存地基。清同治元年为防太平军，江西巡抚沈葆桢下令在险要关隘处设筑。在原有基础上加筑双拱券并设炮台，拱券门高于原有拱券，上置“永绥堡”石碑。玉山这边券门已倒塌，石碑断为两半，边缘残缺，现入藏博物馆。碑中“永绥堡”三字为双线阴刻，书法遒劲有力。落款为单线阴刻，上款“大清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榖旦”，下款“江西巡抚沈葆真，广信府正堂钟世桢，玉山县正堂章澂，上饶县训导吴庭英建筑”。现关隘德兴那边仍存清咸丰二年（1852年)“永绥堡”石碑。
沈葆桢（1820—1879年），原名沈振宗，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晚清重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他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外甥）。沈葆桢曾任广信（今上饶）知府，后又任江西巡抚。咸丰六年（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桢为杭州知府，而沈葆桢以祖上在杭州居住，杭州亲戚过多为由推辞而改任地处偏远的江西广信知府。此时，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占领了八府五十多县，朝廷只剩南昌、饶州、广信、赣州、南安五郡，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同年八月，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余人向清军发起了进攻，连克泸溪、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城。当时，沈葆桢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外出征办军粮、军饷。广信城里的400守军，闻弋阳失守，纷纷遁逃。城里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们组织百姓紧闭城门，誓死坚守。在危急关头，林普晴显示了将门名臣之女的风范和气节，一边鼓舞百姓，一边派人向林则徐以前的部下，驻扎在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第二天沈葆桢赶回了广信，不久援兵也赶到了，沈葆桢同饶廷选商议，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打退了杨辅清的进攻。经此一战，沈葆桢扬名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