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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
1944年4月7日、8日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演讲，主要讲四个问题。
关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演讲指出：边区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这种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因此我们能用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充分发扬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社会经济的活力。
关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演讲指出：对于当前财政金融的波动问题，我们除了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外，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这是保障内外贸易平衡，稳定金融，提高边币信誉，稳固财政的物质基础。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复杂的，犹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措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
关于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他在演讲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为了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各根据地党委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此前，毛泽东于四月三日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稿作了修改。在演讲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一句之后，加写：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演讲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一句之后，加写：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这篇演讲收入《任弼时选集》。
1955年4月7日
刘少奇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复信，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信中指出：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这封信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57年4月7日
刘少奇在听取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等汇报商业、税收工作时，谈话指出：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本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谈到自由市场问题。讲话指出：要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讲话还强调：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二十七日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90年4月7日
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提出，中国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稳定和发展。他指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搞社会主义，也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振兴中华民族》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13年4月7日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开幕式上强调，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党史回眸
1958年
4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
1995年
4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并发表题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学习活动的通知。
历史瞬间
图为于都县革命委员会旧址。1929年4月，毛泽东在于都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土地革命时期
——玉山民众抗击日军的斗争
炮台山伏击日军
1942年6月12日，日军泽田茂部两个师团入侵玉山，玉山县城沦陷。当时，县城和县城近郊的群众绝大多数人都逃往北乡的陶家山、汪家书、漏底等山村避难，因此山村人口猛增。局困山隅，人们有家难归，求生无门，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更加激起对日军的憎恨，大家同仇敌忾，誓死抗击日寇。1942年6月间，玉山大洋口赫赫有名的平树荣，带着一支私人武装，也逃来漏底山村。不几天，又有两伙人，先后退到漏底村附近陶家山一带，一伙据说是从东乡过来的“十三太保”塌鼻子，另一伙是国民党散兵军官老董。
7月28日，日军洗劫了东山底几个村庄，并杀死了农民刘才勇，又轮奸死了刘的女儿刘腮花。山区人民义愤填膺，觉得大敌当前，国耻难忍，纷纷议论要组织起来，保家卫村。就在这时，平树荣、老董、塌鼻子这些人，与乡民们共同商定：
一、设置三个伏击区，出其不意地伏击进犯搜索的小股日军；
二、诱敌深入“布袋”，采取关门打狗的策略，围歼日军；
三、乡民们分工，派出各路侦探，侦察日军动静及其进犯方向、路线；
四、配合三个伏击区，所有乡民全部参战助威。
与此同时，具体部署分工：第一伏击区，设在山塘村北面山脚下，由平树荣带领一支队伍，指挥伏击；第二伏击区，设在山塘至郑家庄中间南面山脚下，由散兵军官老董带领一支队伍，指挥伏击；第三伏击区，设在郑家庄北面山脚下，由“十三太保”头头“塌鼻子”带领一支队伍，指挥伏击。8月2日凌晨，十七都方向侦查员报告：“有一小股日军13人，携带步枪、手榴弹，一路咿哑咿哑地乱喊乱叫，正向松树窝走来。”接到情报后，抗日民众按原部署，各自进入埋伏区。不久，侦察报告：“这股日军已向大岭脚方向进犯了。”“日军已到炮台山洗劫了，并且放火烧房，烈烟腾空翻滚。”“日军又向山塘村进逼了。”“日军大摇大摆地向我第一伏击区方向来了。”抗日勇军严阵以待，战斗打响后，日军如梦初醒，拼命向南面高山脚下逃跑。等我第二、第三伏击区的武装赶来包剿时，日军跑到炮台山村，并占领了炮台山的旧炮台，负隅顽抗。双方激战了二十多分钟，日军慑于民众抗击的威力，冲向八角亭方向，落荒而逃。
在山塘掩护逃跑的最后一个日军军官却被包围在山塘水碓沿沙滩上。这时，五百多名参战的群众齐声高喊：“捉活的！捉活的！”此刻，平树荣说：“有哪位英雄好汉，敢去捉活的？”话音刚落，有两位农民勇士高喊“我去！”一位叫赵明仔的，潭头胡家人，三十五岁，一位叫叶从的，乌塘坞人，三十三岁。平树荣当即交给赵明仔步枪一支，叶从手枪一支。赵、叶接枪后，一左一右，相距二、三公尺，双双匍匐前进。叶从由左方运动到距目标十公尺左右时，不料竟遭顽敌暗算，“呯”的一声，一颗子弹穿透了叶的胸膛。叶翻滚了几公尺，鲜血染红了土地和青草，但他仇火满胸，咬紧牙关，使出了最后一股气力，扣动了手枪扳机，“呯呯呯”射击了三发愤怒的子弹，便壮烈牺牲了！赵明仔目击此情此状，怒火冲冠，象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敌人，日军官既来不及开枪，也来不及逃遁，双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搏。不到六、七个回合，赵明仔用枪托砸中日军官后脑，日军官立即昏倒而被活捉了。并缴获步枪1支，子弹23发，手榴弹3枚。这个俘虏，当即由老董等人把他捆绑吊在树上示众。活捉日本兵的消息传开后，四面八方的群众象潮水一样涌向山塘。
下午三时，这支数百名的抗日民众队伍，胜利返回漏底村时，沿途村民扶老携幼夹道迎送，热烈欢呼，共庆胜利！
清溪义勇警察队三打日寇
1942年农历四月初九日，日寇侵占玉山县城后，经常扑向农村进行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强奸、轮奸妇女暴行毒辣，骇人听闻。当时，叶如桂同黄仰坤（军人出身）、余炳荣（杀猪出身）三人就当时形势共商抗日对策。三人都主张立即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自卫。于是，经过几天的精心筹措，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决定组织清溪义勇警察队，人员名额暂定40个，公推余炳荣担任队长，叶如桂担任秘书（有人叫他军师）。队长余炳荣，三十六七岁，身体魁梧，性格刚强，黑脸、剑眉、高鼻、方嘴，勇武过人，他经常左腰挂马刀，右腰竖插土驳壳枪，平时有精通武术的队员汪世德、余老四、余老五等三人跟随着。
队部初设在觉林寺，后迁吴志坚家。经费来源：一是由姚节斋、王福海二人捐献的法币肆仟元；一是由当地殷实户自愿捐献的法币肆仟元。这笔专款，公议决定，只供义勇警察队专用，任何人不得挪用分文。
义勇警察队为了保卫家乡，除以原有的40名队员为主力外，还将清溪周围的东坞、徐村、西坳、中央山、山蓬、郑家坞、陈宅、垅口、山门坑、后垅、张村等村庄的青壮年组织起来，然后又把收集起来的各村各户的鸟枪、梭标等武器分配给他们使用。发现日寇来犯，信号炮一响，各村武装青壮年即由本村选出的队长率领立即出动，围堵袭击。在清溪口雷公山顶还安置了三门松树炮。这炮是自制的，即将松树挖成炮膛，填入火硝、锅铁，点引燃放。每每炮声一响，日寇便不知所措，望风而逃。义勇警察队就这样为保卫地方而日夜巡守着。
清溪是玉山县西乡的门户，群峰耸立，地势险要。日寇占领县城后，曾对清溪发动大小规模不同的三次进攻。自称“大日本皇军”的鬼子兵，三次进攻，三次都以失败告终。
1942年农历五月初十日，队员郑和尚、鲁苏容、杨呆子等3人借外出侦探为名从金桥返回清溪队部，杨呆子牵回一头牛，违犯队规，经检查，他头发上剪着“大日本”三个字，从袋子里又搜出五枚日本银币。队长余炳荣立即把郑和尚、鲁苏容，杨呆子一伙软禁起来进行审查，并封锁消息。第二天东方还没有发白，队长余炳荣就把队员和各村选出的勇士们组成敢死队，亲自率队出发进行侦探。
余炳荣率领的敢死队45人，刚挺进到碓头地方，便同进犯清溪的日寇发生遭遇。日寇大约二、三十人，正一路烧杀行进。余炳荣立即命令敢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象老虎下山一样猛扑过去，势如骤雨，疾似狂飙，刀光闪闪，抢弹横飞，日寇猝不及防，抵挡不住，便夹着尾巴企图逃窜。余炳荣纵身一跃，大刀直劈过去，一名日寇忙把手中钢刀相架，恶斗了十几回合，不分胜负。队员汪世德从对面山脚下看到队长与日寇肉搏，飞速赶来相助，把日寇击毙。缴获了三八式步枪1支，子弹20发，钢刀1把。日寇尸体掩埋在洋背山脚下。
清溪义勇警察队初出茅庐，首战告捷，军心大振。队伍回到住地后，民众纷纷要求，惩办汉奸郑和尚等人。当天下午，余炳荣在觉林寺队部门口召开大会，宣布郑和尚、鲁苏容、杨呆子等充当汉奸的罪状后，随即将他们就地枪决，人心大快。
农历五月二十日，日本鬼子吸取了前次失败的教训，又由一名军官率领导一个排的马队兵力，配了一门“吊炮”，第二次进攻清溪。义勇队侦获这一情报后，传令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日寇大队人马刚抵白沙坳，号炮一响，说时迟。那时快，勇士们直扑敌阵，四周花城村庄的壮士们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雷公山顶的“松树炮”轰、轰、轰发出怒吼。炮弹片漫天盖地地横扫过去。日寇不知道是什么炮，惊恐万状。这时，碰巧驻西坑的国民党军的一个机枪连的沈连长带兵经过附近也便投入了战斗。日寇陷入了迷魂阵，蒙头转向，不敢再战，边打边退，突围逃跑。余炳荣和三位随身勇士老虎般地飞身追上最后一名逃寇，挥刀砍去，敌头落地，血花飞溅，拾起敌首，凯旋收兵。
队长余炳荣把日寇首级亲自送到国民党玉山县政府临时驻地梅花岩。王赞贤县长大赞余炳荣说：“英雄，真正的英雄！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大功，大功！”一面正式下令委任余炳荣为清溪义勇警察队队长；一面派军事科科员陈伯完携带了200块银元到清溪义勇队队部驻地犒赏队员。从此，义勇队遐迩闻名，威声大振。
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日寇连吃败仗，死不甘心，第三次向清溪烧杀而来。义勇队为了诱敌深入，便于展开肉博，集中歼灭，队长命令全队勇士伪装埋伏，以期一举全歼敌人，日寇刚抵清溪水口，领头的敌军官的战马，蓦地咆哮，任凭鞭鞑，不肯前进。正当此际，号炮声、“松树炮”声，震天动地，硝烟弥漫。潜伏着的壮士，一齐跃出，把日寇困在中间，日寇枪炮失灵。敌指挥官胆战心寒，立即下令突围，落荒而逃。勇士们追打了一阵，收兵回来，路过横街对面的塘村，见一农家老少六口被日寇残杀，血流满地，惨绝人性。全体勇士在队长领导下向死难同胞默默致哀，并收尸埋葬后，反回驻营地整休。
1942年农历七月，日寇被迫撤退，玉山县城光复，于是清溪义勇警察队员也解甲归农了。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玉山县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
